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控制
引言 1
一、 我国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概述 1
(一) 我国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现状 1
(二)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利与弊 5
二、 我国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5
(一) 投资风险的概述 5
(二) 我国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失败案例 7
三、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控制体系探究 12
(一) 针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控制方式 12
(二)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内部控制系统 13
四、 结论与展望 15
(一) 我国我国企业正面临对外投资的“危机式机遇” 15
(二) 我国政府应在支持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15
参考文献 17
致谢 18
在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渐成潮流,向海外投资也在迅速增加。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迅猛发展，不断涌现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对外投资事件。如2009年7月我国两大石油公司中海油和中石化近日宣布以13亿美元联合收购美国马拉松石油公司持有的安哥拉一石油区块20％的权益；2010年3月28日吉利成功收购沃尔沃100%股权等等。但是由于对外投资跨越了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体制和文化背景，因而存在很大风险。一方面，上市企业对外投资的路程走的并不顺畅，有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失败率全球最高。如2007年，华为和美国贝恩资本试图以22亿美元联手收购3Com公司，但因美方担忧国家安全而流产；2010年，华为竞购摩托罗拉业务失败，被诺基亚西门子公司以低于华为报价的12亿美元收购成功。另一方面，对于投资并购成功之后的各方面风险估计不足导致失败的案例也不胜枚举，如2007年3月才开始筹备的中投公司，在5月就斥资30亿美元外汇储备以29.605美元/股的价格参股美国私募基金巨头黑石集团10%的 IPO。这项交易成立的初衷旨在为中国1.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寻找多元化投资出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黑石集团上市后股价连续下跌，也造成了中投公司这笔投资大幅缩水。截至美国时间2008年2月12日，中投公司在黑石投资中的亏损额达12.18亿美元。面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提供的难得机遇，中国企业应采取积极审慎姿态应对，防止盲目抄底。
受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较上年下降了43%。在挑战和机遇并存的背景下，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再创历史最高值。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2010世界投资报告》预计，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见底，此后于2010年上半年出现小幅回升，这使得人们对外国直接投资短期前景 保持了谨慎乐观。长期来看，这一回升趋势将会增加，预计2010年回升至1.2万亿美元，2011年进一步升至1.3~1.5万亿美元，2012年奖向1.6~2万亿美元挺进。此外，由于跨国并购交易数量的增加，金砖四国流向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激增，2000-2009年，印度国外并购案达到812起，中国450起，巴西190起，俄罗斯436起。不少投资者已经成为全球投资者，如中国中信集团及中国远洋等。商务部发布的《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65.3亿美元（流量），较上年增长1.1%。中国12000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3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2457.5亿美元（存量）。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净额1.1万美元，年末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98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计算，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5.1%和1.3%，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名列按全球国际排名的第五位，发展中国家首位。见图1。
图1 2009年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流量对比
2009年中国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87.3亿美元，其中银行业金融类对外投资76.9亿美元，占88.1%
2009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78亿美元，同比增长14.2%；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4420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7.3%。境内投资者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1636亿美元，其中出口50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59.8%，见表1。
表1 08-09年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数据比较
（单位：亿美元） | 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净额 | 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 境外企业实现进出口额 |
2009年 | 478 | 4420 | 1636 |
2008年 | 418.6 | 5343 | 1792 |
同比增长比例 | 14.2% | -17.3% | 59.8% |
（资料来源：商务部：《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010年，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带动下，在国家并购重组相关扶持政策的刺激下，中国企业并购扩张的热情升温。全年各季度完成的并购数量，较2009年各季度均实现成倍增长，交易金额也不断攀升。2010年中国并购市场共完成622起并购交易，同比增长111.6%；
2010年全球经济回暖企稳，在金融危机时期被压抑的并购意图得到了集中释放，而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主力，无论在海外并购市场还是外资并购市场都表现活跃。2010年，中国企业共完成57起海外并购交易，披露的并购金额达到131.95亿美元，与去年海外并购38起相比，同比增长50.0%。2010年完成的外资并购中国企业交易44起，披露的并购金额仅为22.19亿美元，与去年外资并购33起相比，同比增长33.3%。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有利有弊，但总体上来说是利大于弊的。首先，对外投资有利于加快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对外投资为实现这一任务营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具体而言，通过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可以将我国一些长线产业转移出去；可以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来改造我国的传统产业，从而加快我国高新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并且提升我国产业的整体水平。其次，对外投资有利于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我们要寻求稳定、透明的多边贸易机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保护和发展自己。第三，对外投资有利于我国与跨国公司进行广泛的合作，学习跨国公司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跨国公司的销售渠道和平台，扩大出口。
但是，我国企业在不断对外投资、扩大规模的同时也面临了巨大的投资风险。对外投资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这也是本文研究讨论的立意和出发点所在。
风险是指能够对项目目标产生威胁或影响的不确定性，风险具有两重性，既可以给企业造成损失，也可以给企业带来效益。
所谓投资风险,就是指企业在投资的过程中或投资完成后,发生经济损失、不能收回投资和无法获得预期收益的可能性。
投资的风险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的，只要存在投资行为，就有投资风险，并且它贯穿于企业对外投资的全过程，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而且随着投资方式的不断发展变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愈来愈多，风险的范围和影响程度也逐渐加大。
对外投资风险识别是风险衡量的前提和基础，进行风险识别是对风险分析和控制的前提条件，它是防范风险的第一步。所谓对外投资风险识别是指对企业所正面临的以及潜在的对外投资风险加以判断、归类和鉴定风险性质的过程。一般而言，对外投资风险的识别有三个过程：(1)检视跨国投资企业的经营范围和经营项目。(2)检视跨国投资企业产品制造过程或企业管理过程的纯熟度。(3)检视跨国管理人员训练与相关资源是否充足。
对外投资风险识别的方法有很多，比较常见的是流程图法、分解分析法、失误树分析法等等。
评估企业对外投资可能遇到的风险是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决策的直接依据，是风险管理中的关键因素。一般说来由于商业风险比较直观，易于量化，因此多采用统计学方法估计风险发生的概率以及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对政治、经济和文化风险的评估也可以采用综合定量评估的方法，特别是对某国或某几个国家进行综合风险评估时这种方法是一种简明有效的方法。该方法使用的第一步是先确定风险评估值范围。假定该评估值范围为1-5，1为最低风险值，5为最高风险值，风险程度随着风险值的升高而提高。第二步，按照商业、政治和文化风险因素的重要程度确定总权数以及每一大类中分类风险因素的分类权数。例如，某国政治风险的影响大于经济和文化风险，占总风险的权重为60%，经济风险占30%，文化风险占10%。在所确定的该国3个政治风险因素中，每个因素分别占60%、30%和10%。第三步，计算各风险因素的风险值与其相应权数的乘积并加总，即得出该投资项目的商业、政治和文化风险的总评估值。政治风险因素主要有：A政治局势的稳定；B自然灾害；C该国对投资方的态度；D该国与邻国的政治关系。经济风险因素主要有：A国家还贷能力；B利率和汇率变动；C企业内部财务管理；D同行的低价竞争。文化风险因素主要有：A中国管理层与当地雇员的关系；B当地的宗教习俗；C语言交流障碍。根据这些风险因素绘出图2
图2中所列出的风险因素应当根据投资国家和项目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而且在实际的风险评估中，应考虑的风险因素很多，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接下来是对各风险因素进行风险评估值测算，再赋予权数后计算出最终的评估值。从表1的计算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该国三大投资风险中，文化风险值最低为2.55，因而风险最低；政治风险值最高为2.8，因而风险最高；经济风险处于两者之间。由此可以得出该国的政治状况应得到特别的关注。从总风险评估值来看，该国处在较高风险区域，因为它处于平均值2.5以上。使用总风险评估值可以对几个国家进行横向评估比较，并得出风险最小的最适合投资的国家。以上评估方式的最大特点是简便易操作，可作为企业对外投资初步评估时使用的方法。对各种风险进行准确的评估是一个技术和知识含量较高的工作，对外投资企业的管理人员除了掌握一些基本的评估方法外，必要时还可寻求专门的咨询机构进行评估。
影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与结果的因素众多，经常是多种原因与风险共同导致的投资失败，因而我们很难准确的识别出一项对外投资中的所有风险，也不能确定的说是某一项风险导致了对外投资项目的失败。我们只能尽量的认清，在当前形势下阻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发展，影响投资效果的重大风险包括：
政治风险是对我国海外投资影响最大的一种风险。它是指在对外投资活动中，由于东道国政府在政权、政策法律等政治环境方面的异常变化，导致投资者的投资活动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国家风险是随着海外投资的增多，东道国既想吸引外资又要控制外资以保护本国产业和安全的矛盾心态下产生的风险。它具有主权性、歧视性和难以预测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国家风险越来越成为企业对外投资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就常常面临这样的范围广、歧视性强和难以预见及对抗的泛政治化国家风险。如华为公司迫于压力，放弃了对美国三叶公司(3Leaf)的收购，这也是华为公司近年来受阻的多起跨境并购案之一，这也是在“337条款”无法生效的情况下，美国将外国投资委员会(CIFUS)审查作为新的干涉手段。由于担忧中国的崛起，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企业在美并购设置了多重防线，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在传统手段无法奏效的情况下，已上升到采取“国家安全审查”手段来打压中国企业，这也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又一个动向。随着中国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中国企业面临的这些非经贸性的壁垒可能会越来越多。
金融风险是指在对外投资中，由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变化所导致得国际金融市场上各国汇率、利率的变动，或由国际信用的变动而引起国际投资者资产价值变化的可能性。利率和汇率是影响对外投资效果的主要金融杠杆，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是投资者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
以我国企业中信泰富因汇率波动导致巨额亏损为例：2006年3月中信泰富以4. 15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两个拥有10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的公司的全部股权，总投资约为42亿美元。为了锁定美元成本，用澳元、欧元从澳大利亚和欧洲购买设备和原材料，中信泰富签订了四种杠杆式外汇合约。以澳元合约为例，合约规定中信泰富可以使用0.87的澳元兑美元汇率，即当澳元兑美元汇率高于0. 87时，中信泰富可以0. 87的比较便宜的汇率获得澳元，并赚取差价。其他三项合约与之类似。而当澳元兑美元汇率低于0. 87时，中信泰富也必须以0. 87的高汇率水平，继续向其对家买入澳元，不能自动终止协议。随着2008年7月之后澳元兑美元的迅速贬值，中信泰富只能不断地以高汇率接盘，造成巨亏。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公告，因投资杠杆式外汇产品而巨亏155亿港元，包括约8. 07亿港元的已实现亏损和147亿港元的估计亏损。
经营风险主要是由我国企业在运营和管理等方面缺乏国际化的经验和能力所造成的。一方面，由于各国制度及文化背景不同，使得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也不完全相同，从而有可能造成一定的营销风险。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以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不高，甚至一度被视为廉价低档的产品，这种由于品牌认同与接受程度不足而带来得品牌风险也是最常见的经营风险之一。因品牌认同和接受度而产生的经营风险在投资并购中不容小觑，其可以表现在：目标企业出现人才流失和在职员工忠诚度不够；原有客户流失、留下来的客户缩减订货量或是许多客户以怀疑和更加挑剔的眼光看待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以及潜在客户的流失、企业的社会知名度降低、政府及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下降等问题。
在联想收购IBM的PC机业务之前，许多人质疑归入联想门下的IBM品牌机能否保持其原有的品质水平，联想的管理是否如IBM一样完善与精细。即使在产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各项工作也都做的非常出色的同时，人们在心理上能不能接受也是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的。事实上，在投资并购完成后，一些原有客户因供应商由IBM转变为联想，而选择购买别家的产品；一些员工也因雇主由IBM变为联想而辞职。这些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联想品牌的管理和可以达到的品质，无法与IBM相提并论。
一些规模较大的海外投资特别是并购项目，经常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我国企业如果不能持有充裕的资金，很可能因并购陷入现金流链条断裂、债务负担加重等困境之中。
以占对外投资比重最大的跨国并购来说，财务风险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⑴企业参与交易金额过于庞大的项目。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海外并购项目，动不动就需要数亿、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如果参与投资的中国企业资金实力有限，便不得不大量举债，从而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⑵企业未能充分考虑需要承担的额外债务。目前有些海外并购属于“承债式”，即投资并购方需要承担被并购企业的全部或部分债务。如果交易时投资并购企业只关注到需要支付的现金，没有充分考虑到未来的偿债压力，那么交易完成之后的这些债务很有可能会逐步转化为企业的负担。⑶企业未能充分考虑投资并购过程中的隐性费用。例如在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项目中，常常需要并购方投入大笔资金在如中介机构咨询服务费、被并购企业员工养老金、富余人员遣散与安置费等方面。⑷企业未能充分考虑投资并购完成后业务整合与发展所需投入的资金。如果企业不能为交易后各项事业留有足够的资金，那么不仅不能依靠海外并购使企业获得发展壮大，还会使各项业务受到拖累。这一问题在企业海外投资处于亏损中的企业尤为严重。
由于财务风险导致投资失败的经典案例是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海外并购案。京东方斥资5.38亿美元（其中贷款4 亿多美元），于2001-2003年先后完成了三次海外并购。并购交易完成后，京东方的资产负债率提高到74.65%，超过了60%的警戒线。之后，京东方还不得不大规模筹集资金，增加研发投入，扩大生产规模来整合相关业务、以应对技术变革的冲击。2004年京东方通过发行B股筹资20多亿元人民币；2005年其再度大举借款10多亿美元，甚至不惜将全部房地产、机器设备以及所有保险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都抵押给贷款人，其资金紧张状况可见一斑。2005年上半年，京东方亏损9.89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1%。显然，京东方的困境与其花费巨额资金投资收购海外业务脱不了关系。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涉及繁多且复杂的法律诸如公司法、劳工法、证券交易法以及反垄断法等等。法律风险贯穿于对外投资的全过程。中国企业如果不能正视中外法律环境的差异，必然会给投资带来较大的法律风险。目前，世界上有反垄断法及相关机构的国家超过60%，美国于1890年就颁布了反垄断法规，之后也在不断地修订。它强调“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也就是说如果一家小公司投资收购了另一家小公司，尽管消灭了一个竞争者，但是这种合并对于行业的相对集中度不产生重大影响，法律是允许。英国的《城市守则》规定，如果投资收购方已控制了某一行业四分之一强的市场份额或收购完成后，其市场份额超过四分之一，则英国贸工部和公平交易局就有权将该并购协议提交垄断与兼并委员会审查。除此之外，劳工保护问题也是典型法律风险。完成对外投资并购后，中国企业若需要对被投资并购企业的人员进行调整或裁减，必须了解当地劳动法规对裁减人员的各种要求、以及雇用当地人员的比例要求等，否则将招致很大麻烦。2004年TCL 并购汤姆逊时，由于不了解当地的规定——裁员超过10人以上必须与工会谈判，从而导致重组计划搁浅。
在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中，并购项目的管理风险同法律风险一样，是自始至终存在的。中外企业在经营理念、决策程序、财会制度、考核体系、奖惩机制、薪酬制度、营销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因而投资并购后必须包括企业的文化、组织、管理、业务、人员和客户等的整合。特别提到文化风险是由于，根据贝恩管理咨询公司(Bain & Company) 的一项关于并购失败的调查研究，从全球企业并购的失败案例来看，大约80%是直接或间接地源于企业并购之后的整合不利，而只有20 %左右的失败案例出现在并购的前期交易阶段。这一局面主要是由文化差异及经营管理模式的不同而造成的。
文化的整合是目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过程中的难点，它不仅源于企业本身的企业文化差异，而且包括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一个成熟的企业必然存在着完整独特的企业文化，每个员工都有他们所共有的价值观、经营理念、行为准则等，他们对自身的文化有着很高的认同度并希望保持自身的文化。因此，在企业并购的整合阶段，如果文化不能及时融合，必然会造成双方的冲突，从而使得双方在业务及组织上的整合都受到阻碍，大大增加整合的难度并使整合进度滞后甚至是导致并购的失败。
人才的整合是经营管理整合的内容之一，其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能否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在极大地影响并购的绩效。企业并购后的管理是个复杂的过程，有效的人力资源整合并不必然能保证企业并购成功；但无效的人力资源整合将会必然导致并购的失败，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在TCL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案例中，我们就看到了严重的整合问题。例如，TCL员工经常加班，阿尔卡特留下的员工却没有加班的传统；并购后组建的合资企业成立之后，原先的很多职位被调整，一些主要职位也多由TCL的人员来担任，一些原阿尔卡特员工的职位事实上被下调了，管理人员尤其如此。这些都导致了后来的人才流失，给企业带来了重创。
我国企业在投资前期可以通过办理海外投资保险、与东道国政府谈判达成协议，以尽量减少东道国政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投资的中期，投资者能够通过生产和经营方面的战略安排，如控制原材料及零配件的供应、控制产品的出口市场及产品出口和分销机构等 ,从而尽量避免企业被征用或国有化的风险。于此同时，投资者应通过对企业融资渠道的有效管理，积极争取在东道国金融市场上融资，达到降低国家风险的目的。
对于金融风险而言，最常见的控制方法是利用远期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套期保值。在对汇率变动进行正确预测的基础上，采取提前或推迟支付手段，合理选择软、硬货币，尽量使用对投资企业有利的币种结算。同时采用分散化经营策略及生产管理营销战略，跨国公司将经营业务深入到各个不同国家和不相联的各个行业中，通过分散化经营降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当跨国公司子公司所在地货币贬值时，母公司应安排子公司用国内投入品替代成本上涨的进口投入品，从而维持其生产成本的原有水平；或通过扩大销售额及提高产品定价来增加销售收入，来降低经济汇率风险。
对外投资企业经营风险由多种因素构成。在投资前期，投资方应该对被投资企业的情况进行充分调查了解，再综合自己的战略目标考虑后选定投资目标；为控制持有投资资产时的经营风险，投资方还应该对企业今后的经营范围、经营规模、管理结构、管理人员的变化等问题在投资合同中予以规定。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投资方不仅应控制常规的经营决策权利，还必须对任何有可能改变企业经营风险的决策加以关注。对于被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充分掌握，是经营风险控制的前提条件。投资方必须对被投资方加以密切注意和约束以确保企业经营信息的可信度。对于金额较大的或取得控股权的企业，应委派专人去被投资企业进行长期监督。
目标的设定能够决定内部控制体系是否有效的运行。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内部控制体系中，控制目标可以确定为：⑴合法性。保障投资企业利益、降低投资风险的最根本保证是企业对外投资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⑵安全性。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保证投资安全完整是一项基本要求。因此，企业必须通过制定控制程序并且不断完善控制制度，堵塞一切可能存在的漏洞，才能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⑶效益性。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最大目的便是在于获取收益，而投资又会面临一定的风险，所以必须尽可能的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确保投资收益的最大化。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内部控制系统的关键内部控制点包括决策控制、人员控制、记录控制。
决策控制
决策控制在对外投资内部控制中指的是对选择投资对象和处置投资资产的控制，它是对外投资内部控制最基本的问题，因为其能够直接导致我国企业投资业务的收益或损失。进行事前控制，首先是编制企业对外投资业务的预算。短期投资预算应考虑资金的周转程度、机会成本和风险程度等；长期投资预算应从企业整体发展计划出发，考虑资金的安排、被投资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投资项目的未来发展前景、投资风险等因素。其次必须对对外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并编制对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分析投资回报率、收益率等各项技术指标。三是对外投资的处置包括投资收回、转让、核销等，都应经董事会审议批准，严禁任何个人擅自决定对外投资或改变集体决策意见。
人员控制
人员控制可以减少对外投资过程中公司内部人员以权谋私现象的发生。对外投资内部控制中的人员控制包括不相容职务的分离、严格的授权和批准程序。不相容职务分离是指企业在对外投资项目中，应在业务的决策、业务的执行、业务的会计记录及对外投资资产保管方面有明确的分工，不得由一人同时负责上述任何两项工作。具体而言，即项目可行性研究人员与评估人员须分离；投资计划的编制人员与审批人员须分离；对外投资的决策人员与其执行人员须分离等等。这种相互牵制的职责分工，有利于避免或减少对外投资业务中发生错误或舞弊的可能性。授权和批准控制是指任何对外投资的决策、执行、记录、保管等过程不得超越审批权限且严禁未经授权的部门或人员办理对外投资业务。
记录控制
在对外投资内部控制体系中，相对比较容易做到的一个环节是记录控制，但其实记录控制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控制重点，但却往往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在资产的取得、保管、处置的过程中，所有的记录均是企业对外投资业务的真实反映，必须严格管理以确保记录的真实性、完整性、安全性和有效性。投资记录必须能够体现投资业务的流程，才能有效实现规避风险，明确责任的目的。首先是投资资产取得的记录控制。在资产投出过程中，对以货币资金投资的项目，应由项目负责人提出拨款申请，由相关部门审批后安排项目的融资与拨款。同时对外投资决策过程中涉及到的文件和资料，如投资决议、项目合同、协议等，应按要求保存。其次是投资资产保管的记录控制。在投资资产管理过程中，企业购入的有价证券应与现金一样由出纳人员保管。另外，一些公司的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国库券、股权证明等不同种类，此时公司的财务部门应当设置对外投资总账，并在其基础上分别设立对外投资明细登记簿，定期进行对账，确保投资业务记录的正确性。三是投资资产处置的记录控制。由于各种有价证券可以在证券交易所和其他各种场外市场自由买卖，因此为防止从事投资交易的直接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私自买卖证券以谋取私利，确保企业对外投资资产安全、完整，对投资资产处置的记录控制显得尤为重要。转让对外投资应由相关部门或人员合理确定转让价格，并报授权批准部门批准；核销对外投资，应取得因被投资单位破产等原因不能收回投资的法律文书和证明文件。财务人员应当认真审核与对外投资处置有关的文件并及时进行会计处理，确保资产处置真实、合法。
只有确实抓住对外投资内部控制体系的控制重点，在实际操作中紧紧围绕这三大控制点开展投资业务项目，才能从内部控制的角度降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因素，为企业对外投资争取更大的利益，尽可能避免企业客观内部控制原因所带来的投资失败。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经济低迷、市场萎缩、企业经营困难、破产增加、资产价格大幅度缩水，这为我国企业“走出去”以比较低的成本在境外投资建厂、收购兼并、开发资源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利用全球经济危机和巨额外汇储备加紧收购海外具有增长潜力的企业和品牌，对我国企业而言是难得的危机中的机遇。但是，全球经济的衰退为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带来了最佳的借口，中国产品出口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哪与阻挠。2010年中国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并连续10 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尽管中国出口总量还不到全球的10%，但全球47%新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和82%已完成的案件都针对中国。在今年全球新启动的15 项贸易保护政策中，针对中国商品的占10%，比例高达67%。我国招致他国贸易限制的重要原因是我国贸易规模巨大，而如果能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变跨境出口为企业内部贸易和“销地产”的话，就有可能非常有效的规避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可见，从成熟阶段的产品输出向起步阶段的资本输出的逐渐转型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表现也是增长方式转变与发展的趋势。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管理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我国政府应从几个方面发挥其积极作用，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顺利发展与进行。
设立海外投资管理机构
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海外设立专门的投资协调部门或委员会，以管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并且制定海外投资相关的行业政策和鼓励扶持政策等，做到统一协调与规划国内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
继续制定和完善对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政府应继续制定和完善企业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对外投资的保险制度。建立对外投资保险基金和对外投资保险中介机构等，为对外投资保险立法，以加强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保护与监管。
支持拓宽融资渠道
政府应当鼓励银行与我国企业的合作，积极争取金融机构海外分支机构的支持，或是设立海外投资金融公司等等，利用多种途径来拓宽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渠道，给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带来融资支持。
综上所述，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其中蕴含了巨大的利益与商机，但于此同时，我们并不能忽略对外投资活动中产生的各种风险。众多对外投资的失败案例让我们看到了针对对外投资风险控制的重要性。无论是从企业内部控制角度还是从政府的扶持鼓励角度，我们不难发现，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控制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和讨论，因而这一课题在未来几年还会是学者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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